相约安徽·向春而行 | 五一”来了，我想“开”了~

二、呈现物自身 在从熊十力处听良知呈现之后，牟宗三紧接着就在唐君毅处听黑格尔，真所谓良师益友，助我实多[9]序13。

儒家的天不是这样的天，它首先是万物之母，所以我们不能将儒家的天具象化为仰头看到的这个天，它实际上就是乾坤的意思。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有时我们一股无名火上来，不应当骂的人也会骂，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会大骂出口。

我认为，孔孟意义上的夫唱妇随不能够在男女不平等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这样来理解有辱我们祖宗的智慧。所以在孔子眼里，最好学的不是学了很多礼、很多史、很多技巧的人，也不是读了很多跟自己生命提升无关的知识的人，而是像颜回这样的人。有了这个天地，万物才能在母亲的怀里生成长养唯其合法，更暴露了现代制度唯人之利益是瞻的真面目。不过，这种祭祀之斋作为奉天法祖的仪式之一部分，主要体现为一种国家的礼法规范而非个人的内心自觉，其归结点亦是对天帝鬼神的敬畏（害怕灾谴）和七庙昭穆的恭敬（慎终追远）而非对其他动物的尊重，故算不得根自众生平等之价值观的行为。

因为频繁使用化学药品饲养动物，动物经常出现怪病（其实这亦可理解为动物保护自身的一种方式），遍及欧洲的疯牛病、震动台湾的口蹄役、横扫港岛的禽流感，无不让人闻之色变。设远见者，犹不欲视，况当近之？诸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死想。如果说绝学—复兴的道统叙事只是对儒家内部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20世纪迄今,这种浓烈的民族国家情怀，不仅对儒者、还对非儒者，不仅对知识人、还对所有中国人，都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对于先前中国古代为专制社会的定论，也有人认为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种主题设置，反映了儒学既是生命实践的学问，有宗教信仰内容的一面（中国古代也往往儒、释、道三教并称），同时也包含古代政治学的内容。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比如，儒学所持有的伦理道德史观，倾向于将王朝兴亡、社会治乱归因于道德，进而由道德出发提出解决之道，这就容易从伦理学研究进入法学和政治学领域。

显然，在儒学传统仍然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层面，呼吁儒学复兴，就多少显得有些缺少目的性。以中西之别取消古今之变、试图让古典儒学直通现代生活的儒学复古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用历史否定现在和未来、以古代史否定近现代史——借用董仲舒的三世说，是以所传闻世否定所见世与所闻世。

2020年陈来与任剑涛关于公私德问题的论辩，就可作为伦理学与政治学不同视域碰撞的典型案例。李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家 。前述儒学内部的分裂，部分原因在于，以儒学作为思想资源和价值来源的儒学复兴，以及以儒学为研究对象或有待转化的思想资源的儒学研究，二者混而不别。换言之，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谋求复兴儒学，实际上面临着有其知识而少其学问，有其书而少其人的困境。

新世纪的儒学研究再次站在了古今中西的路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正应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的转换。儒学复兴，不仅要有书，还要有人，至少需要有一定数量依照儒家经典，以儒家道德进行自我要求和身心修证（而非将儒家道德写成文章或专著，对别人提出道德要求）的儒者，作为其复兴的承担者，由专业研究者支撑的儒学热，只能是儒学研究的热。今天在儒学这一场域所聚集的，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甚至对立不可调和的观点和主张，其间不仅有儒学与儒学研究的视角差异，还有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异、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之争。余论 1965年，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出版《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得出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杜维明以儒学三期说回应这一在国际汉学界影响甚大的论断。

如此理性与感性交融的叙事方式，最能激荡人心，也正因此，南宋张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四句教，才能成为千载道统论的核心宗旨，在历代儒者直至今天的现代儒家那里，引发强烈的共鸣，激起壮怀激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新世纪强调中西之异的儒学复兴或者儒学复古主义潮流，尽管似乎在民间有20余年国学热的呼应，但实际上难掩现实层面与学术层面的疏离或者脱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未来与过去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儒学之所以在民族情怀方面能被认同，有两个方面的思路可供考虑，一是在社会生活与民间生活中，即使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

20世纪在救亡图存与建设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下，儒学作为中国古典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更多时候是被置于古今之变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其作为现代化阻力的那一方面被重视和强调。儒学所携带的这种类信仰的情感特质，于不同的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今天则表现为在强调中西之异的语境中对于儒学复兴的呼唤。1954 年《新建设》4月号刊发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经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集体讨论，由冯友兰、黄子通、马采执笔的《孔子思想研究》。现在的中华民族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的，但这是在原有的中华民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团结。在强调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复兴的同时，贺麟更重视的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开展，此一复兴，既非出于道统叙事建构的复兴，而所复兴的儒学，更不是农耕时代以土地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古代儒学的照搬，而是被注入了现代社会新内涵的儒学。他认为这是天下无道（《论语·季氏》），这说明他的立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他在当时基本上是个反对社会前进，阻碍历史发展的思想家。

孔子和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团结中华民族的作用，是不能否认，也不应否定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期。

三是儒学研究在各个方向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与现实对接的意图中，于儒学理论建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格外引人瞩目。今天的儒学复兴思潮，是以学术层面与社会层面分离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现实的静水深流之中，传统并未发生断裂，儒学观念也一直以各种形式存续着，儒学衰绝—复兴的大起大落，仍是儒学史或学术史叙事中激扬的波浪。我们很少见到学院派道教研究者会宣称自己因受研究对象的影响而皈依道教，成为一名道士或者在家的居士，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等领域，也往往如此。

如果将视距移近至近现代百年，可以看到当天下观念转变为民族国家意识时，在前述强烈的道统意识之外，儒学又被投射以炽热的民族情怀。这种拦腰斩断的处理方式当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如果将叙事线索上溯得再远一些，至20世纪50年代，当代儒学就具有了某种可溯源的史的连续性，这或许对理解新世纪的儒学复兴与儒学研究更有帮助。这种分裂……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的分裂，今日儒学唯一的‘共识，就是大家都自称为‘儒家，今日的儒学，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阵营，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其目的是麻痹被统治者，削弱他们的反抗的意志，消灭他们的反抗的行动。

在儒学由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儒家学人合一的传统，变成了学与人断裂与分离的状态。退一步说，倘若儒学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其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表象背后，的确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抽象结构，而这个抽象结构又恰好能被当前学术界准确地界定并描述出来，它也依然是历史中儒学的抽象结构，这种静态的结构，是否能够称作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传统，是否应该用来限定现在和未来，也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命题。

在与自身历史传统的关系方面，就个人来说，真正的孝，从来不是仅仅以顺为正，顺从父母先辈的一切，而是发现父母先辈的优点，在自己身上继承之，发现父母先辈的缺点，在自己身上改正之，就民族历史来说，与传统的关系，既是继承传统，更应是铸造传统。将民族身份认同与儒学关联在一起，是儒学现代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抗日战争时期，儒学沿这一途径的新开展取得了重要突破。

儒学背后所深系的民族情怀，可以为今天儒学研究中对于中西之异的强调，作出情感动力方面的解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中，甘阳已就古今中西问题敏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

儒学之所以有这种殊荣，获得这样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古典的天下时代艰难转身，进入现代的列国时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既离不开依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而此时现代社会尚未充分发展，传统只能是古典时代的传统，于是原本在古典时代居于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便作为传统的代表，成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标识。同时，当代复兴之儒学，随着不同学者所措意的儒学在时代、层面，甚至家派主张方面的差异，最终也会形成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思想观念。儒学之所以具备沦为各派思想斗争的一种话语工具的可能性，形成今天人们是在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截然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 的局面，原因之一，是儒学本就是一个有着三千年发展史的历史性概念，同时又在古代社会曾经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儒学主张多有矛盾，当代社会的不同政治主张与生命观念，往往都可以在儒学的历史长河中捞取到可用的思想资源，而被思想资源化了的儒学，也可以为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提供经典依据。这一提示对于今天儒学复兴语境下的儒学研究，或许更具意义。

在古今贯通的长距视野下，可以看到绝学—复兴是儒学建构自身历史的叙事方式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1年贺麟写下的这段激昂的话语：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

儒学研究在现实向度上的这一质变，决定了对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等重新进行审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强调古今之变，谈中西之别必以时代的古今之变为前提，还是优先中西之别，在谈古今之变之前先强调地域尤其是文化上的中西之别？前者走向极端，是无视中西差异而只见古今之变。

滤掉那些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话语，可以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儒学思想的一些基本命题，如礼与仁、忠恕之道、天命观，以及孔子的教育思想等，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几篇文章中已然奠基。新世纪儒学既已由游魂状态而复活甚而复兴，那么作为研究对象的儒学，与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的儒学研究，虽然仍是很难截然分开，但在现代学术研究视野下，至少不能再如上个世纪那样混而不别。